據中國醫藥保健品進出口商會（以下簡稱“醫保商會”）最新統計數據，2009年以來, 我國出口的醫藥產品共遭遇由9個國家發起的77例貿易摩擦,涉及48個產品，其中部分產品反復產生貿易摩擦。僅今年一季度，醫保商會就處理了由印度、美國和歐盟發起的貿易摩擦6件次，涉及糖精、三水阿莫西林、高效甜味劑、血管注射器、酒石酸等多個產品。
醫保商會法務部副主任張蓓蓓日前表示，近年來，世界經濟在深度調整中緩慢復蘇，但國際市場需求仍然低迷，在此背景下貿易保護主義有所加劇。隨著我國醫藥企業國際化步伐加快，醫藥產品在出口中面臨的貿易摩擦呈上升趨勢，如何繞過出海“暗礁”，成為出口型企業面臨的共同課題。
貿易摩擦愈演愈烈
據海關統計數據，2017年1~6月，我國醫藥產品總體出口額為2882424.04萬美元，同比增長5.47%；進口額為2692962.41萬美元，同比增長19.17%。醫藥行業對外貿易穩步增長。與此同時，貿易摩擦也在增加。
分國別來看，印度是針對中國醫藥產品挑起貿易摩擦最多的國家，2009年至今共對我出口的醫藥產品發起27例反傾銷調查和1例反規避調查；其次是美國，8年來共發起19例“337”調查、3例反傾銷調查、1例反規避調查和1例反壟斷訴訟，其中“337”調查由於立案容易、程序簡便、管轄權廣、影響面大等原因，是目前對我國企業最具殺傷力的貿易武器；排在第三位的是歐盟，2009年以來共對我國醫藥產品發起13例反傾銷調查。
張蓓蓓分析，貿易摩擦產生的首要原因是不同貿易國家的競爭所致，同時也有我國醫藥行業自身技術不足問題、產能過剩導致價格競爭問題等。她認為，現階段圍繞我國醫藥產品產生的貿易摩擦呈現以下特點：第一，貿易摩擦多發生在傳統出口市場，如印度、美國、歐盟等國。
第二，涉案金額越來越大。如歐盟對中國酒石酸日落復審案，涉案金額約為2400萬美元；印度對中國產病人監護儀發起的反傾銷調查預警，涉案金額為1600萬美元；美國對中國產輔酶Q10發起調查，涉案金額超過6000萬美元。
第三，調查手段呈現多樣化。盡管目前反傾銷仍然是中國醫藥產品遭遇貿易摩擦的主要類型，但一些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發起“337”調查的風險越來越大。近年來，美國發起的“337”調查案超過1/3是針對中國產品。張蓓蓓表示，如果一個國家的企業受到美國“337”知識產權侵權調查比較多，說明這個國家的企業正在經歷轉型的陣痛期，企業在知識產權方面讓對方感到威脅，屬於一種“成長的煩惱”。日本、韓國在上世紀90年代經濟騰飛階段也經歷過很多“337”調查。
第四，行業龍頭企業頻繁成為涉案主體。中國醫藥外貿優勢產品出口企業較為集中，因此更加容易成為調查的目標。
直面“暗礁”積極應對
張蓓蓓認為，貿易摩擦已經成為國際市場競爭的一種手段。她舉例說，2011年6月，日本Kaneka公司向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提起“337”調查申請，指控中國、美國、日本的7家企業生產並對美銷售的輔酶Q10產品侵犯了其在美國的注冊專利，其中就有中國的浙江醫藥、廈門金達威、神舟生物3家公司。與此同時，浙江醫藥在美國、德國也遭遇了相關專利侵權的平行訴訟。2012年9月，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采納了中國企業的抗辯意見。此“337”調查案歷時3年多，雖然日本公司最終敗訴，但該調查為其贏得了3年發展時間，同時對我國企業造成了不利影響。“現在很多外國企業通過挑起貿易摩擦來打亂我國企業在國際市場的戰略布局。”張蓓蓓說。
據了解，為幫助醫藥企業應對貿易摩擦，醫保商會積極發揮行業組織的作用和優勢，協助相關企業積極應訴，為企業提供全流程支持，同時加強與地方政府、涉案企業和專業律師的合作，不僅增強了相關企業的應訴信心,也取得了較好效果。總結幾年來應對貿易摩擦的經驗，張蓓蓓指出：“當前我國醫藥企業更多的是被動應對貿易摩擦，如果企業能夠對貿易摩擦提前布局，積極應對，將心態從被動應對貿易摩擦轉變為主動做好風險控制，我國醫藥企業完全有實力度過現階段貿易摩擦的陣痛期，有能力將壞事變成好事，進而吸取經驗和教訓，做好轉型升級。例如杭州寶晶生物化工有限公司，面對歐盟反傾銷調查積極應訴，最終不僅取得了成功，還獲得了歐盟市場經濟地位。還有北京怡和嘉業醫療科技有限公司，歷時1年半，耗資數千萬元人民幣，贏得了呼吸機產品‘337’調查訴訟案的勝利。他們的經驗值得企業學習借鑒。”
中國醫保商會會長周惠認為，面對貿易摩擦時，我國企業需克服畏懼、畏難和僥幸心理，積極應對。首先，要樹立規避貿易摩擦風險的意識。在貿易最初階段，就要注意是否有產生摩擦的苗頭，並主動采取措施規避風險。其次，一旦遭遇貿易摩擦，企業要積極應訴，快速做出反應。最後，要及時聘請律師，以專業態度應對。
（注：“337”調查，是指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根據美國《1930年關稅法》第337節及相關修正案進行的調查，旨在禁止一切不公平競爭行為或向美國出口產品中的任何不公平貿易行為。）（記者 劉博）
醫保商會法務部副主任張蓓蓓日前表示，近年來，世界經濟在深度調整中緩慢復蘇，但國際市場需求仍然低迷，在此背景下貿易保護主義有所加劇。隨著我國醫藥企業國際化步伐加快，醫藥產品在出口中面臨的貿易摩擦呈上升趨勢，如何繞過出海“暗礁”，成為出口型企業面臨的共同課題。
貿易摩擦愈演愈烈
據海關統計數據，2017年1~6月，我國醫藥產品總體出口額為2882424.04萬美元，同比增長5.47%；進口額為2692962.41萬美元，同比增長19.17%。醫藥行業對外貿易穩步增長。與此同時，貿易摩擦也在增加。
分國別來看，印度是針對中國醫藥產品挑起貿易摩擦最多的國家，2009年至今共對我出口的醫藥產品發起27例反傾銷調查和1例反規避調查；其次是美國，8年來共發起19例“337”調查、3例反傾銷調查、1例反規避調查和1例反壟斷訴訟，其中“337”調查由於立案容易、程序簡便、管轄權廣、影響面大等原因，是目前對我國企業最具殺傷力的貿易武器；排在第三位的是歐盟，2009年以來共對我國醫藥產品發起13例反傾銷調查。
張蓓蓓分析，貿易摩擦產生的首要原因是不同貿易國家的競爭所致，同時也有我國醫藥行業自身技術不足問題、產能過剩導致價格競爭問題等。她認為，現階段圍繞我國醫藥產品產生的貿易摩擦呈現以下特點：第一，貿易摩擦多發生在傳統出口市場，如印度、美國、歐盟等國。
第二，涉案金額越來越大。如歐盟對中國酒石酸日落復審案，涉案金額約為2400萬美元；印度對中國產病人監護儀發起的反傾銷調查預警，涉案金額為1600萬美元；美國對中國產輔酶Q10發起調查，涉案金額超過6000萬美元。
第三，調查手段呈現多樣化。盡管目前反傾銷仍然是中國醫藥產品遭遇貿易摩擦的主要類型，但一些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發起“337”調查的風險越來越大。近年來，美國發起的“337”調查案超過1/3是針對中國產品。張蓓蓓表示，如果一個國家的企業受到美國“337”知識產權侵權調查比較多，說明這個國家的企業正在經歷轉型的陣痛期，企業在知識產權方面讓對方感到威脅，屬於一種“成長的煩惱”。日本、韓國在上世紀90年代經濟騰飛階段也經歷過很多“337”調查。
第四，行業龍頭企業頻繁成為涉案主體。中國醫藥外貿優勢產品出口企業較為集中，因此更加容易成為調查的目標。
直面“暗礁”積極應對
張蓓蓓認為，貿易摩擦已經成為國際市場競爭的一種手段。她舉例說，2011年6月，日本Kaneka公司向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提起“337”調查申請，指控中國、美國、日本的7家企業生產並對美銷售的輔酶Q10產品侵犯了其在美國的注冊專利，其中就有中國的浙江醫藥、廈門金達威、神舟生物3家公司。與此同時，浙江醫藥在美國、德國也遭遇了相關專利侵權的平行訴訟。2012年9月，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采納了中國企業的抗辯意見。此“337”調查案歷時3年多，雖然日本公司最終敗訴，但該調查為其贏得了3年發展時間，同時對我國企業造成了不利影響。“現在很多外國企業通過挑起貿易摩擦來打亂我國企業在國際市場的戰略布局。”張蓓蓓說。
據了解，為幫助醫藥企業應對貿易摩擦，醫保商會積極發揮行業組織的作用和優勢，協助相關企業積極應訴，為企業提供全流程支持，同時加強與地方政府、涉案企業和專業律師的合作，不僅增強了相關企業的應訴信心,也取得了較好效果。總結幾年來應對貿易摩擦的經驗，張蓓蓓指出：“當前我國醫藥企業更多的是被動應對貿易摩擦，如果企業能夠對貿易摩擦提前布局，積極應對，將心態從被動應對貿易摩擦轉變為主動做好風險控制，我國醫藥企業完全有實力度過現階段貿易摩擦的陣痛期，有能力將壞事變成好事，進而吸取經驗和教訓，做好轉型升級。例如杭州寶晶生物化工有限公司，面對歐盟反傾銷調查積極應訴，最終不僅取得了成功，還獲得了歐盟市場經濟地位。還有北京怡和嘉業醫療科技有限公司，歷時1年半，耗資數千萬元人民幣，贏得了呼吸機產品‘337’調查訴訟案的勝利。他們的經驗值得企業學習借鑒。”
中國醫保商會會長周惠認為，面對貿易摩擦時，我國企業需克服畏懼、畏難和僥幸心理，積極應對。首先，要樹立規避貿易摩擦風險的意識。在貿易最初階段，就要注意是否有產生摩擦的苗頭，並主動采取措施規避風險。其次，一旦遭遇貿易摩擦，企業要積極應訴，快速做出反應。最後，要及時聘請律師，以專業態度應對。
（注：“337”調查，是指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根據美國《1930年關稅法》第337節及相關修正案進行的調查，旨在禁止一切不公平競爭行為或向美國出口產品中的任何不公平貿易行為。）（記者 劉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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