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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文蓮的“墓”，是個衣冠塚。
她正以頭朝下的姿態沉睡在容積2000升的液氮罐內。那是-196℃的極低溫，時間的流逝，幾乎不會再在她身體上留下任何痕跡。
和展文蓮的暫時居所隔了一條走廊的，就是山東省臍血庫。十萬余份臍帶血造血干細胞被保存在此，它們像一份份高額的生命保險，被用到的概率很低，但――“萬一呢”？
沒人說得清未來會怎樣。桂軍民保存妻子的遺體，也是對未來的押注――從理論上來說，被冷凍的人或許可以復活。
桂軍民希望妻子能快點醒來。他們都只有49歲，都算年輕。但他又很清楚，這事急不得。“要等她這個病能治了再醒，不然沒意義。醒過來也沒意義，對吧。”桂軍民重復著，像在提醒自己。
展文蓮是首個在中國本土冷凍並等待復活的“病人”。
1
2017年5月8日凌晨4時1分，展文蓮的呼吸和心跳停止，主治醫生宣布病人已經死亡。
但她還要再經歷一場手術。
山東銀豐生命科學研究院（以下簡稱銀豐研究院）和山東大學齊魯醫院的臨床專家行動起來。他們向展文蓮體內注射抗凝、抗氧化和中樞神經營養等藥物，並通過循環系統快速輸注冰鹽水為其進行物理降溫，同時實施氣管插管，啟動呼吸機和美敦力菲康心肺復蘇機Lucas2等心肺支持設備，以保障她身體的供血供氧，維持機體生理功能。
之後，展文蓮的遺體被送上救護車。警燈閃爍，救護車從齊魯醫院東院區駛離，開向銀豐研究院。
在那裡，展文蓮要經歷冷凍前最為關鍵的步驟――灌流。
美國專家阿倫・德雷克（Aaron Drake）對即將開始的程序並不陌生。來到銀豐研究院之前，他已經在美國最大的人體冷凍機構阿爾科生命延續基金（Alcor，以下簡稱阿爾科）工作了近十年，參與了70多例人體冷凍手術。
在他看來，“死亡”不是一個瞬時概念，也並非不可逆。就算心髒停跳、呼吸停止，人的身體和大腦，還“活”著。在阿爾科，冷凍人被稱為“病人（patient）”。
死神的鐮刀已經揮下，但傷口還未擴大。阿倫・德雷克一直做的，是給這死亡的進程按下暫停鍵。但在人體進入最後的低溫保存階段之前，他必須盡可能保證，“病人”不受或者少受冷凍損害。
冷凍最大的敵人，是水在低溫下結成的冰晶――冰晶會刺破細胞內壁，造成極大損傷。所以，冷凍機構必須用特殊的防凍劑置換人體內的血液和水分。
和阿倫・德雷克一起上陣的，是山東大學齊魯醫院心外科醫生、麻醉專家以及體外循環灌注師。他們從展文蓮的頸部和股部建立雙通路體外循環，在特制的低溫手術台上，將其體溫降低到18℃左右。
然後，透明的、乳白色的防凍劑，緩緩注入展文蓮體內。降溫仍在進行，防凍劑變得越來越濃稠。它會成為固體，但它不會結冰。這個過程，叫做“玻璃化”。
灌流最終完成，已是近6個小時之後。接著，展文蓮的身體被轉移到大尺度程序降溫床上。阿倫・德雷克對這張床贊賞有加，美國阿爾科沒有這樣的設備。
這是世界上唯一一台可以連續將整個人體從常溫降到-190℃左右的自動控制設備。它使用液氮蒸氣進行快速降溫，配置了多個溫度傳感器，可以實時監測數十個位置的溫度變化。
整套流程下來，耗時55小時。
阿倫・德雷克對手術效果很滿意。“你看，這有一條完美的降溫曲線。”他拿出手機，顯得很興奮，“曲線下降得很平滑，意味著我們的灌流效果很好，病人體內沒有或者只有少量的冰晶。”
2
對銀豐研究院來說，展文蓮也是他們真正冷凍的第一具人體。
銀豐研究院由銀豐生物工程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銀豐生物）於2015年出資成立。它提供的介紹裡寫道，這是一家基因工程、干細胞技術開發，人體細胞、組織及器官低溫保存與復蘇，細胞治療及再生醫學轉化的專業研究機構。
同年，銀豐研究院發起設立了山東省銀豐生命科學公益基金會，旨在推動生命科學的發展。它資助4項研究計劃：生命延續研究計劃、組織器官銀行計劃、（干）細胞醫學轉化研究計劃和基因工程計劃。
基金會負責人賈森並不願意讓人覺得，銀豐研究院“只是”一家人體冷凍公司。畢竟，人體冷凍像是狂想。在美國，它被質疑是在兜售不可能兌現的承諾。
至於復活，還是一個太遙遠的話題。
在實驗室，哪怕是像小鼠、兔子這樣的動物，目前還沒有完整的低溫冷凍再復活的案例。中科院理化技術研究所研究員劉靜曾在接受科技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現在能成功實施低溫保存的只有相對簡單的生物學對象，連人體器官的低溫凍存都非常困難，遑論人體。
冷凍人體，在賈森看來是低溫生物學發展的終極目標，這是順理成章的事情。細胞能凍，下一步就是組織器官，再下一步，就是人體。賈森強調，“人體冷凍”只是一種通俗化表達，更為科學的表述，應該是“人體低溫保存”。
其實，從2013年開始，銀豐生物就開始接觸人體冷凍。團隊去往俄羅斯和美國的人體冷凍機構參觀，還和他們簽署了戰略合作協議。美國兩大人體冷凍機構――阿爾科和人體冷凍研究所（Cryonics institute）均成立於上世紀70年代，到2017年8月，兩家機構已經冷凍了200余名“病人”。
參觀之後，人體冷凍的神秘面紗也隨之褪去。銀豐研究院的工作人員坦言，無論是硬件設備，還是對低溫生物學的理解，他們都並不比那些名聲在外的冷凍機構差。“怎麼說呢，他們（美國和俄羅斯）做的，還是太粗糙了。”
銀豐生物琢磨著自己在國內實施人體冷凍。此時，中國第一位接受人體冷凍的人出現了。
她是重慶女作家杜虹，科幻小說《三體》的編審之一。那是2015年5月，杜虹選擇的冷凍機構是美國阿爾科。
阿爾科建議只冷凍頭部，這樣灌流效果更好。他們認為，只要能將大腦結構完整保存，人的記憶也就不會消失。若未來“病人”能從冰中復生，再造身體肯定也不是問題。
杜虹的女兒在朋友圈裡寫：媽媽，我們未來見。
杜虹很重要。她讓一直局限在小圈子裡的、帶點科幻色彩的“人體冷凍”，在某種意義上成了公共話題。
從百度指數上也能一窺端倪。2015年9月杜虹被大規模報道之前，“人體冷凍”的搜索指數為零；9月，這一指數躍升到2000；後來，它的熱度基本穩定在了200左右。
也是在那之後，銀豐研究院開始陸陸續續接觸到想把自己或親人凍起來的人。
銀豐研究院從未公開宣傳過他們的計劃，但在人體冷凍圈子內，它要自己實行人體冷凍的消息，並非秘密。
“2016年，因為各種機緣，我們接觸了十幾例病人。”賈森說。中國各地的病人家屬懷揣著最後的希望，輾轉找到銀豐研究院。其中一些，還是被美國阿爾科推薦而來。而單單是2017年上半年，就又有12位病人家屬聯系了他們。
3
桂軍民不一樣。
他沒有主動找過銀豐研究院，也並不覺得自己能和這家公司產生什麼聯系。直到今年年初，他從病房主任類維富那裡，第一次聽到“人體冷凍”一詞。
那時，展文蓮已患病一年多，肺癌多發轉移。知道妻子痊愈無望後，桂軍民將她轉去了齊魯醫院舒適醫療綜合病房。
它還有個更為人熟知的名字――臨終關懷病房。
“人即使要走，也要走得有尊嚴，不要弄得亂七八糟的。”這是桂軍民的堅持。
舒適化治療的目的，是提高患者在病程末期的生存質量，減少痛苦。它不再或很少進行介入式治療。
對桂軍民來說，他已經做好了和妻子“死別”的心理准備。
但類維富向他展示了一種新的可能性――人的遺體若在極低溫環境下保存，待到未來其所患疾病可以治愈時，他（她）或許還能被喚醒、復活。
桂軍民幾乎是毫不猶豫就接受了這個概念。“我比較相信新科技，（復活）完全有可能。”他本身就反對火化，冷凍妻子遺體，還能留下一線希望。“我受過教育，這個事情（指接受人體冷凍），很簡單。”
自始至終，桂軍民都是冷凍妻子最為堅定的支持者。別人怎麼說，他不在意。“我們就要這樣干，誰也沒辦法。有些朋友、同事，知道了也在嘟嘟囔囔，我不聽，和我沒關系。”他停頓了一下，加重語氣，“又不是你的親人，只有我自己才有最深的切身感受。”
桂軍民和展文蓮青梅竹馬，相識已超過30年。進入舒適化病房時，展文蓮已經神志不清、表達能力受限。這件事情，桂軍民做了主。
決定做好後，剩下的就是各種溝通和細節確認。為了讓冷凍能在中國法律框架下進行，桂軍民還簽署了兩份文件――遺體捐獻同意書和銀豐生命延續計劃知情同意書。展文蓮的遺體，被捐獻給了有遺體捐獻接受資格的山東大學齊魯醫院，她以這種方式，成為銀豐研究院科研項目“生命延續計劃”的志願者。
4
展文蓮的冷凍資金，大部分來自銀豐生命科學公益基金會。至於個人出資多少，銀豐研究院和桂軍民都沒有透露具體數字。
桂軍民告訴科技日報記者，只是“表達了自己的意思”，但“確實沒多少錢”；銀豐研究院也一再強調，“（他）只出了很少的錢”。
“你要是認可這件事，想為科研事業作貢獻，你就為基金會捐點錢。捐多少完全看個人。”賈森說。
但做人體冷凍確實耗資不菲。銀豐研究院工作人員一項一項列出了他們的支出：液氮罐，40萬；程序降溫設備，40萬；體外循環機，100萬；呼吸機，七八萬；實驗室搭建，500萬……“每做一次冷凍，光是冷凍保護劑的費用就是二三十萬。還有手術的其他耗材費用，專家費用，救護車費用等等。”人體進入低溫保存狀態後，每隔10天到半個月需要補充一次液氮，這一費用大約為每年5萬元。
“目前全是投入，沒有收益。”賈森坦言。但他不願意在費用這個問題上做過多糾纏。“我很煩有人一上來就談錢。”他靠在椅子上，“這不是一個‘錢’的事情。”
賈森舉出扎克伯格和比爾・蓋茨的例子，這兩位世界級的富豪，都創建了和生命科學有關的基金會。扎克伯格想終結人類所有的疾病，比爾・蓋茨要促進全球衛生和教育領域的平等。銀豐研究院工作人員也開玩笑說，要是能找到像馬雲這樣有情懷又有影響力的大咖為低溫生物學發聲，那低溫生物學“熱”起來也指日可待。
“現在冷凍了這麼多人，如果未來真的有人能醒過來，你知道意味著什麼嗎？”賈森說，“意味著世界上那1%的富人，都會來做這件事。”
作為無神論者，相比“上帝”，賈森更願意相信“人體冷凍”。他覺得，如果人體冷凍能有更多的追隨者和信仰者，低溫生物學也能隨之發展。
齊魯醫院舒適醫療綜合病房主任類維富就算是“追隨者”之一。
捐獻遺體，對這個擁有幾十年從業經歷的醫生來說，沒有任何心理障礙。“先不提復活的事情。你把人冷凍起來，就相當於在家裡放了一個醫藥‘滅火器’。”類維富想著，凍下來的遺體是有用的，它是一種生物醫藥資源，能在必要時為家人所用。“把遺體捐出來，也是為家庭作貢獻。”
在類維富這裡，“冷凍”並不是一個沉重的話題。相反，它是與死亡的抗爭。類維富自己已經成了銀豐生命延續計劃的會員。會員免費入會，在未來若要進行人體冷凍，會員有優先權。而且，他不僅自己“入會”，還拉上了幾個朋友。
“他們有時候開玩笑，說‘咱倆以後一個罐’。我說，那不行，你們喜歡喝酒，到時候我還沒醒過來呢，酒你們就喝完了。”類維富笑著說。茶余飯後，老友間多了一個話題――冷凍，以及死亡之後可能的故事。
5
對桂軍民來說，故事已經暫時告一段落。他能做的事就是等待。
他仍然會經常夢到展文蓮，但他努力淡化死亡的意味。
在展文蓮遺體被轉運到液氮罐長久低溫保存之前，他和家人隔著低溫保存庫的玻璃看了她一眼。
只有十幾秒的時間。
因為灌流的原因，妻子看起來稍稍瘦了些，但幾乎和生前一模一樣。她神情安詳，就像睡著了。
桂軍民對站在身邊的兒子說，可以放心了吧。
他希望這只是一場“生離”。雖然桂軍民親手簽署的知情同意書裡明確寫著：“銀豐研究院沒有保證、擔保或承諾生命延續研究計劃在未來一定會成功，也不能准確預測未來醫學科技的發展時間表，復蘇技術基於未來醫學技術的巨大進步。”
桂軍民自己也加入了生命延續計劃。他想，萬一妻子要在很久之後才能醒來，那她誰都不認識，也太孤單了，“得去陪陪她嘛”。（記者 張蓋倫）
她正以頭朝下的姿態沉睡在容積2000升的液氮罐內。那是-196℃的極低溫，時間的流逝，幾乎不會再在她身體上留下任何痕跡。
和展文蓮的暫時居所隔了一條走廊的，就是山東省臍血庫。十萬余份臍帶血造血干細胞被保存在此，它們像一份份高額的生命保險，被用到的概率很低，但――“萬一呢”？
沒人說得清未來會怎樣。桂軍民保存妻子的遺體，也是對未來的押注――從理論上來說，被冷凍的人或許可以復活。
桂軍民希望妻子能快點醒來。他們都只有49歲，都算年輕。但他又很清楚，這事急不得。“要等她這個病能治了再醒，不然沒意義。醒過來也沒意義，對吧。”桂軍民重復著，像在提醒自己。
展文蓮是首個在中國本土冷凍並等待復活的“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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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8日凌晨4時1分，展文蓮的呼吸和心跳停止，主治醫生宣布病人已經死亡。
但她還要再經歷一場手術。
山東銀豐生命科學研究院（以下簡稱銀豐研究院）和山東大學齊魯醫院的臨床專家行動起來。他們向展文蓮體內注射抗凝、抗氧化和中樞神經營養等藥物，並通過循環系統快速輸注冰鹽水為其進行物理降溫，同時實施氣管插管，啟動呼吸機和美敦力菲康心肺復蘇機Lucas2等心肺支持設備，以保障她身體的供血供氧，維持機體生理功能。
之後，展文蓮的遺體被送上救護車。警燈閃爍，救護車從齊魯醫院東院區駛離，開向銀豐研究院。
在那裡，展文蓮要經歷冷凍前最為關鍵的步驟――灌流。
美國專家阿倫・德雷克（Aaron Drake）對即將開始的程序並不陌生。來到銀豐研究院之前，他已經在美國最大的人體冷凍機構阿爾科生命延續基金（Alcor，以下簡稱阿爾科）工作了近十年，參與了70多例人體冷凍手術。
在他看來，“死亡”不是一個瞬時概念，也並非不可逆。就算心髒停跳、呼吸停止，人的身體和大腦，還“活”著。在阿爾科，冷凍人被稱為“病人（patient）”。
死神的鐮刀已經揮下，但傷口還未擴大。阿倫・德雷克一直做的，是給這死亡的進程按下暫停鍵。但在人體進入最後的低溫保存階段之前，他必須盡可能保證，“病人”不受或者少受冷凍損害。
冷凍最大的敵人，是水在低溫下結成的冰晶――冰晶會刺破細胞內壁，造成極大損傷。所以，冷凍機構必須用特殊的防凍劑置換人體內的血液和水分。
和阿倫・德雷克一起上陣的，是山東大學齊魯醫院心外科醫生、麻醉專家以及體外循環灌注師。他們從展文蓮的頸部和股部建立雙通路體外循環，在特制的低溫手術台上，將其體溫降低到18℃左右。
然後，透明的、乳白色的防凍劑，緩緩注入展文蓮體內。降溫仍在進行，防凍劑變得越來越濃稠。它會成為固體，但它不會結冰。這個過程，叫做“玻璃化”。
灌流最終完成，已是近6個小時之後。接著，展文蓮的身體被轉移到大尺度程序降溫床上。阿倫・德雷克對這張床贊賞有加，美國阿爾科沒有這樣的設備。
這是世界上唯一一台可以連續將整個人體從常溫降到-190℃左右的自動控制設備。它使用液氮蒸氣進行快速降溫，配置了多個溫度傳感器，可以實時監測數十個位置的溫度變化。
整套流程下來，耗時55小時。
阿倫・德雷克對手術效果很滿意。“你看，這有一條完美的降溫曲線。”他拿出手機，顯得很興奮，“曲線下降得很平滑，意味著我們的灌流效果很好，病人體內沒有或者只有少量的冰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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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銀豐研究院來說，展文蓮也是他們真正冷凍的第一具人體。
銀豐研究院由銀豐生物工程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銀豐生物）於2015年出資成立。它提供的介紹裡寫道，這是一家基因工程、干細胞技術開發，人體細胞、組織及器官低溫保存與復蘇，細胞治療及再生醫學轉化的專業研究機構。
同年，銀豐研究院發起設立了山東省銀豐生命科學公益基金會，旨在推動生命科學的發展。它資助4項研究計劃：生命延續研究計劃、組織器官銀行計劃、（干）細胞醫學轉化研究計劃和基因工程計劃。
基金會負責人賈森並不願意讓人覺得，銀豐研究院“只是”一家人體冷凍公司。畢竟，人體冷凍像是狂想。在美國，它被質疑是在兜售不可能兌現的承諾。
至於復活，還是一個太遙遠的話題。
在實驗室，哪怕是像小鼠、兔子這樣的動物，目前還沒有完整的低溫冷凍再復活的案例。中科院理化技術研究所研究員劉靜曾在接受科技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現在能成功實施低溫保存的只有相對簡單的生物學對象，連人體器官的低溫凍存都非常困難，遑論人體。
冷凍人體，在賈森看來是低溫生物學發展的終極目標，這是順理成章的事情。細胞能凍，下一步就是組織器官，再下一步，就是人體。賈森強調，“人體冷凍”只是一種通俗化表達，更為科學的表述，應該是“人體低溫保存”。
其實，從2013年開始，銀豐生物就開始接觸人體冷凍。團隊去往俄羅斯和美國的人體冷凍機構參觀，還和他們簽署了戰略合作協議。美國兩大人體冷凍機構――阿爾科和人體冷凍研究所（Cryonics institute）均成立於上世紀70年代，到2017年8月，兩家機構已經冷凍了200余名“病人”。
參觀之後，人體冷凍的神秘面紗也隨之褪去。銀豐研究院的工作人員坦言，無論是硬件設備，還是對低溫生物學的理解，他們都並不比那些名聲在外的冷凍機構差。“怎麼說呢，他們（美國和俄羅斯）做的，還是太粗糙了。”
銀豐生物琢磨著自己在國內實施人體冷凍。此時，中國第一位接受人體冷凍的人出現了。
她是重慶女作家杜虹，科幻小說《三體》的編審之一。那是2015年5月，杜虹選擇的冷凍機構是美國阿爾科。
阿爾科建議只冷凍頭部，這樣灌流效果更好。他們認為，只要能將大腦結構完整保存，人的記憶也就不會消失。若未來“病人”能從冰中復生，再造身體肯定也不是問題。
杜虹的女兒在朋友圈裡寫：媽媽，我們未來見。
杜虹很重要。她讓一直局限在小圈子裡的、帶點科幻色彩的“人體冷凍”，在某種意義上成了公共話題。
從百度指數上也能一窺端倪。2015年9月杜虹被大規模報道之前，“人體冷凍”的搜索指數為零；9月，這一指數躍升到2000；後來，它的熱度基本穩定在了200左右。
也是在那之後，銀豐研究院開始陸陸續續接觸到想把自己或親人凍起來的人。
銀豐研究院從未公開宣傳過他們的計劃，但在人體冷凍圈子內，它要自己實行人體冷凍的消息，並非秘密。
“2016年，因為各種機緣，我們接觸了十幾例病人。”賈森說。中國各地的病人家屬懷揣著最後的希望，輾轉找到銀豐研究院。其中一些，還是被美國阿爾科推薦而來。而單單是2017年上半年，就又有12位病人家屬聯系了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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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軍民不一樣。
他沒有主動找過銀豐研究院，也並不覺得自己能和這家公司產生什麼聯系。直到今年年初，他從病房主任類維富那裡，第一次聽到“人體冷凍”一詞。
那時，展文蓮已患病一年多，肺癌多發轉移。知道妻子痊愈無望後，桂軍民將她轉去了齊魯醫院舒適醫療綜合病房。
它還有個更為人熟知的名字――臨終關懷病房。
“人即使要走，也要走得有尊嚴，不要弄得亂七八糟的。”這是桂軍民的堅持。
舒適化治療的目的，是提高患者在病程末期的生存質量，減少痛苦。它不再或很少進行介入式治療。
對桂軍民來說，他已經做好了和妻子“死別”的心理准備。
但類維富向他展示了一種新的可能性――人的遺體若在極低溫環境下保存，待到未來其所患疾病可以治愈時，他（她）或許還能被喚醒、復活。
桂軍民幾乎是毫不猶豫就接受了這個概念。“我比較相信新科技，（復活）完全有可能。”他本身就反對火化，冷凍妻子遺體，還能留下一線希望。“我受過教育，這個事情（指接受人體冷凍），很簡單。”
自始至終，桂軍民都是冷凍妻子最為堅定的支持者。別人怎麼說，他不在意。“我們就要這樣干，誰也沒辦法。有些朋友、同事，知道了也在嘟嘟囔囔，我不聽，和我沒關系。”他停頓了一下，加重語氣，“又不是你的親人，只有我自己才有最深的切身感受。”
桂軍民和展文蓮青梅竹馬，相識已超過30年。進入舒適化病房時，展文蓮已經神志不清、表達能力受限。這件事情，桂軍民做了主。
決定做好後，剩下的就是各種溝通和細節確認。為了讓冷凍能在中國法律框架下進行，桂軍民還簽署了兩份文件――遺體捐獻同意書和銀豐生命延續計劃知情同意書。展文蓮的遺體，被捐獻給了有遺體捐獻接受資格的山東大學齊魯醫院，她以這種方式，成為銀豐研究院科研項目“生命延續計劃”的志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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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文蓮的冷凍資金，大部分來自銀豐生命科學公益基金會。至於個人出資多少，銀豐研究院和桂軍民都沒有透露具體數字。
桂軍民告訴科技日報記者，只是“表達了自己的意思”，但“確實沒多少錢”；銀豐研究院也一再強調，“（他）只出了很少的錢”。
“你要是認可這件事，想為科研事業作貢獻，你就為基金會捐點錢。捐多少完全看個人。”賈森說。
但做人體冷凍確實耗資不菲。銀豐研究院工作人員一項一項列出了他們的支出：液氮罐，40萬；程序降溫設備，40萬；體外循環機，100萬；呼吸機，七八萬；實驗室搭建，500萬……“每做一次冷凍，光是冷凍保護劑的費用就是二三十萬。還有手術的其他耗材費用，專家費用，救護車費用等等。”人體進入低溫保存狀態後，每隔10天到半個月需要補充一次液氮，這一費用大約為每年5萬元。
“目前全是投入，沒有收益。”賈森坦言。但他不願意在費用這個問題上做過多糾纏。“我很煩有人一上來就談錢。”他靠在椅子上，“這不是一個‘錢’的事情。”
賈森舉出扎克伯格和比爾・蓋茨的例子，這兩位世界級的富豪，都創建了和生命科學有關的基金會。扎克伯格想終結人類所有的疾病，比爾・蓋茨要促進全球衛生和教育領域的平等。銀豐研究院工作人員也開玩笑說，要是能找到像馬雲這樣有情懷又有影響力的大咖為低溫生物學發聲，那低溫生物學“熱”起來也指日可待。
“現在冷凍了這麼多人，如果未來真的有人能醒過來，你知道意味著什麼嗎？”賈森說，“意味著世界上那1%的富人，都會來做這件事。”
作為無神論者，相比“上帝”，賈森更願意相信“人體冷凍”。他覺得，如果人體冷凍能有更多的追隨者和信仰者，低溫生物學也能隨之發展。
齊魯醫院舒適醫療綜合病房主任類維富就算是“追隨者”之一。
捐獻遺體，對這個擁有幾十年從業經歷的醫生來說，沒有任何心理障礙。“先不提復活的事情。你把人冷凍起來，就相當於在家裡放了一個醫藥‘滅火器’。”類維富想著，凍下來的遺體是有用的，它是一種生物醫藥資源，能在必要時為家人所用。“把遺體捐出來，也是為家庭作貢獻。”
在類維富這裡，“冷凍”並不是一個沉重的話題。相反，它是與死亡的抗爭。類維富自己已經成了銀豐生命延續計劃的會員。會員免費入會，在未來若要進行人體冷凍，會員有優先權。而且，他不僅自己“入會”，還拉上了幾個朋友。
“他們有時候開玩笑，說‘咱倆以後一個罐’。我說，那不行，你們喜歡喝酒，到時候我還沒醒過來呢，酒你們就喝完了。”類維富笑著說。茶余飯後，老友間多了一個話題――冷凍，以及死亡之後可能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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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桂軍民來說，故事已經暫時告一段落。他能做的事就是等待。
他仍然會經常夢到展文蓮，但他努力淡化死亡的意味。
在展文蓮遺體被轉運到液氮罐長久低溫保存之前，他和家人隔著低溫保存庫的玻璃看了她一眼。
只有十幾秒的時間。
因為灌流的原因，妻子看起來稍稍瘦了些，但幾乎和生前一模一樣。她神情安詳，就像睡著了。
桂軍民對站在身邊的兒子說，可以放心了吧。
他希望這只是一場“生離”。雖然桂軍民親手簽署的知情同意書裡明確寫著：“銀豐研究院沒有保證、擔保或承諾生命延續研究計劃在未來一定會成功，也不能准確預測未來醫學科技的發展時間表，復蘇技術基於未來醫學技術的巨大進步。”
桂軍民自己也加入了生命延續計劃。他想，萬一妻子要在很久之後才能醒來，那她誰都不認識，也太孤單了，“得去陪陪她嘛”。（記者 張蓋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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