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規劃》發布之後，引發網上強烈反響。根據大數據分析，相關話題討論量101萬條，網民滿意度高達89.59分，機會均等成為公眾關注焦點。網民對醫療衛生、文化體育領域“寄予厚望”。本報記者就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在醫療衛生領域的體現進行采訪梳理，展示基本公共衛生服務均等化的民眾期待和建設成果。
“新農合是頂梁柱”
2015年年底，家住福建省龍海市榜山鎮榜山村的周惠玲根據通知，前往當地村委會繳納2016年度一家5口人600元的參合費用，這筆錢經由當地村委會統一收繳後，再交到福建省龍海市新農合管理中心；與之配套，由中央財政、福建省財政等各級財政配套的人均420元的財政撥款也陸續形成預算，分批撥付到龍海市新農合管理中心。這兩筆資金最終匯集成總計3.58億元的基金池子，為該市724189名參合人員提供當年的醫療保險保障。
“600元對我們家來說，是一筆不小的支出。”周惠玲說，以前親戚朋友也會討論這筆錢到底該不該花、值不值得花，“現在都有了統一的意見”。
2015年年底，周惠玲的父親前往江蘇省常州市幫助開早餐店的兒子打理業務，期間突發腦動脈瘤破裂，造成腦出血，被緊急送往當地醫院接受開顱手術，術後轉回漳州市、龍海市的兩級醫院繼續接受治療。這起事件產生了一份厚實的醫療費用賬單，共計35.1萬元。
周惠玲說，這筆費用超過他們家庭全部儲蓄，如果沒有新農合報銷而僅僅是由家庭承擔，意味著哥哥在常州市拓展生意的計劃暫停，意味著侄女教育支出必須減少，同時也意味著今後家裡所有人都必須節衣縮食。
在沒有新農合制度之前，這種最壞的情況曾經在周惠玲的親戚朋友間發生。2007年龍海市新農合制度開始運轉之後，這種不幸已經越來越少。根據當地的新農合制度設計和報銷政策，周惠玲的父親首先獲得了10萬元報銷封頂線的費用補償，之後再獲得12萬元的大病保險補償；在得知還可向當地民政部門申請救濟之後，周惠玲父親再獲得兩萬元救濟金。層層的制度設計及政府保障，總共為這個家庭分擔了24萬元的醫療費用，極大緩解了這個家庭面臨的經濟壓力。
目前，周惠玲的父親雖已無生命危險，但落下了偏癱的後遺症，需要持續的藥物治療，一年累計花費超過1.2萬元。根據龍海市新農合報銷政策，這部分費用被納入特殊病種報銷目錄，一年可獲得6000多元的保障。
“新農合制度就是一個家庭的頂梁柱，沒有這個制度不知多少家庭要垮掉。”周惠玲說。
保住基本兜底線
讓周惠玲感受到制度保障力量的新農合，是我國政府歷史上第一次為解決農民的基本醫療衛生問題而進行的大規模投入。2002年10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加強農村衛生工作的決定》明確指出，“從2003年起，中央財政對中西部地區除市區以外的參加新型合作醫療的農民每年按人均10元安排合作醫療補助資金，地方財政對參加新型合作醫療的農民補助每年不低於人均10元啟動新農合試點”。如今，新農合已經實現農村居民的廣覆蓋，近年來的參合率始終穩定在98%以上；各級財政人均補助標准由10元提高到450元。（下轉第3版）（上接第1版）
2007年，國務院決定開展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試點，參照新農合的籌資模式，同樣由政府財政補助構成基金的主要來源，實現對城鎮非參加職工醫保人群的醫療保障。根據人社部、財政部發布的通知，2017年城鎮居民醫保各級財政人均補助標准為450元，人均個人繳費標准應達到180元。
由此，新農合、城鎮居民醫保、城鎮職工醫保構成了我國全民醫保制度的主體。根據相關統計公告，我國3項基本醫保制度參保人群超過13億人，覆蓋了全國95%以上的人口，基本實現了全民參保的目標。與城鎮職工醫保不同，新農合和城鎮居民醫保的基金來源主要來自各級政府財政補助，因此帶有明確的基本公共服務特征，作為公共產品由國家向城鄉居民提供。
當前，新農合與城鎮居民醫保制度仍處於整合進程中，最終將合並成城鄉居民醫保制度。根據《2015年度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統計公報》，當年全國參加城鎮職工醫保的人數為2.88億，由此可以推算新農合、城鎮居民醫保覆蓋的人數超過10億人。以2017年人均450元的各級財政補助標准計算，當年全國為此形成的公共支出將超過4500億元。
龐大的基金總量在確保城鄉居民免於疾病風險、防止因病致貧返貧方面發揮了關鍵性的支撐作用。以新農合為例，國家衛生計生委多年來均提出，將政策范圍內門診和住院費用報銷比例分別穩定在50%和75%左右。在此基礎上，通過新農合、城鎮居民醫保購買大病保險的方式，參保居民在發生大病時可獲得二次補償。國務院扶貧辦統計，2016年全國貧困人口住院實際補償比達到67.6%。（記者 葉龍傑）
“新農合是頂梁柱”
2015年年底，家住福建省龍海市榜山鎮榜山村的周惠玲根據通知，前往當地村委會繳納2016年度一家5口人600元的參合費用，這筆錢經由當地村委會統一收繳後，再交到福建省龍海市新農合管理中心；與之配套，由中央財政、福建省財政等各級財政配套的人均420元的財政撥款也陸續形成預算，分批撥付到龍海市新農合管理中心。這兩筆資金最終匯集成總計3.58億元的基金池子，為該市724189名參合人員提供當年的醫療保險保障。
“600元對我們家來說，是一筆不小的支出。”周惠玲說，以前親戚朋友也會討論這筆錢到底該不該花、值不值得花，“現在都有了統一的意見”。
2015年年底，周惠玲的父親前往江蘇省常州市幫助開早餐店的兒子打理業務，期間突發腦動脈瘤破裂，造成腦出血，被緊急送往當地醫院接受開顱手術，術後轉回漳州市、龍海市的兩級醫院繼續接受治療。這起事件產生了一份厚實的醫療費用賬單，共計35.1萬元。
周惠玲說，這筆費用超過他們家庭全部儲蓄，如果沒有新農合報銷而僅僅是由家庭承擔，意味著哥哥在常州市拓展生意的計劃暫停，意味著侄女教育支出必須減少，同時也意味著今後家裡所有人都必須節衣縮食。
在沒有新農合制度之前，這種最壞的情況曾經在周惠玲的親戚朋友間發生。2007年龍海市新農合制度開始運轉之後，這種不幸已經越來越少。根據當地的新農合制度設計和報銷政策，周惠玲的父親首先獲得了10萬元報銷封頂線的費用補償，之後再獲得12萬元的大病保險補償；在得知還可向當地民政部門申請救濟之後，周惠玲父親再獲得兩萬元救濟金。層層的制度設計及政府保障，總共為這個家庭分擔了24萬元的醫療費用，極大緩解了這個家庭面臨的經濟壓力。
目前，周惠玲的父親雖已無生命危險，但落下了偏癱的後遺症，需要持續的藥物治療，一年累計花費超過1.2萬元。根據龍海市新農合報銷政策，這部分費用被納入特殊病種報銷目錄，一年可獲得6000多元的保障。
“新農合制度就是一個家庭的頂梁柱，沒有這個制度不知多少家庭要垮掉。”周惠玲說。
保住基本兜底線
讓周惠玲感受到制度保障力量的新農合，是我國政府歷史上第一次為解決農民的基本醫療衛生問題而進行的大規模投入。2002年10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加強農村衛生工作的決定》明確指出，“從2003年起，中央財政對中西部地區除市區以外的參加新型合作醫療的農民每年按人均10元安排合作醫療補助資金，地方財政對參加新型合作醫療的農民補助每年不低於人均10元啟動新農合試點”。如今，新農合已經實現農村居民的廣覆蓋，近年來的參合率始終穩定在98%以上；各級財政人均補助標准由10元提高到450元。（下轉第3版）（上接第1版）
2007年，國務院決定開展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試點，參照新農合的籌資模式，同樣由政府財政補助構成基金的主要來源，實現對城鎮非參加職工醫保人群的醫療保障。根據人社部、財政部發布的通知，2017年城鎮居民醫保各級財政人均補助標准為450元，人均個人繳費標准應達到180元。
由此，新農合、城鎮居民醫保、城鎮職工醫保構成了我國全民醫保制度的主體。根據相關統計公告，我國3項基本醫保制度參保人群超過13億人，覆蓋了全國95%以上的人口，基本實現了全民參保的目標。與城鎮職工醫保不同，新農合和城鎮居民醫保的基金來源主要來自各級政府財政補助，因此帶有明確的基本公共服務特征，作為公共產品由國家向城鄉居民提供。
當前，新農合與城鎮居民醫保制度仍處於整合進程中，最終將合並成城鄉居民醫保制度。根據《2015年度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統計公報》，當年全國參加城鎮職工醫保的人數為2.88億，由此可以推算新農合、城鎮居民醫保覆蓋的人數超過10億人。以2017年人均450元的各級財政補助標准計算，當年全國為此形成的公共支出將超過4500億元。
龐大的基金總量在確保城鄉居民免於疾病風險、防止因病致貧返貧方面發揮了關鍵性的支撐作用。以新農合為例，國家衛生計生委多年來均提出，將政策范圍內門診和住院費用報銷比例分別穩定在50%和75%左右。在此基礎上，通過新農合、城鎮居民醫保購買大病保險的方式，參保居民在發生大病時可獲得二次補償。國務院扶貧辦統計，2016年全國貧困人口住院實際補償比達到67.6%。（記者 葉龍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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