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染病的危害毋庸置疑，不僅可能會因病因不明引起恐慌，甚至會導致人口驟減危及生存。自“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傳染病防治”國家科技重大專項實施以來，我國重大傳染病防治水平顯著提升，重大突發急性傳染病防控能力大幅增強。為了預防疾病，促進人類健康，人們期望目前不易控制的疾病逐步得以控制，在此基礎上才能邁向消除，最終才能達到消滅的目標。這個過程既是人類美好的理想，也是極其艱巨的歷程，要達到這個目標，有賴於科學進步，其中也包括流行病學的進步及有關條件的准備。
“沒有重大專項，傳染病防治不可能有今天的局面。”曾長期過著沒有穩定經費支持“苦日子”的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傳染病預防控制所前所長徐建國院士，對“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傳染病防治”國家科技重大專項（簡稱專項）的感情非同一般。
今年65歲的他，親歷了中國傳染病防治的坎坷與艱辛。“上世紀70年代，美國人宣布，以傳染病防治為主要內容的第一次衛生革命結束了，鼠疫、霍亂、天花等傳染病對人類的威脅消除了。於是，全世界開始忽視傳染病問題。後來出現的傳染病，被稱為新發傳染病，但對於疫情，能‘保密’的‘保密’，科學研究就更沒錢了，所以才造成了2003年SARS期間的全線崩敗。”
2008年6月11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通過專項實施方案。其後，跟傳染病打了幾十年仗的徐建國有了一個新頭銜――專項能力建設組組長，2012年他擔任了總體專家組技術副總師。
專項實施的8年多，是傳染病防治科研人員科技報國的歷史最佳機遇期――新中國成立以來，專項對傳染病研究經費支持最多、成效也最顯著，傳染病預防控制事業因此有了長足進步，產生了一批重大成果，具有國際領先水平的不在少數，有的方案還成了全球傳染病防控典范。特別是培養了一批科技精英，包括兩院院士、傑青、長江學者、創新團隊等。
新發突發疫情防控變被動為主動
在徐建國看來，新發突發傳染病防控能力的提升是專項最顯著的標志性成果。
專項設立之初，艾滋病、病毒性肝炎和結核病被認為是最難啃的三塊硬骨頭，而新發突發疫情防控能力提升只包含在那個不起眼的“等”字裡。沒想到，這個“等”字達到了國際先進水平，中國成了這方面的領跑者。
徐建國說，應對新發突發重大急性傳染病本身就是一場戰爭，最難的是不知道誰是下一個敵人，會在什麼時候、出現在什麼地方。“SARS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其對國家的危害有目共睹。”
他介紹，在專項的支持下，我國建立了72小時內鑒定300種已知病原的檢測技術體系。也就是說，如果“敵人”是這300種病原中的一種，3天之內就能摸清敵情，有針對性地采取行動。
“但未發現的細菌、病毒、寄生蟲等，可能有上億種，不知道哪塊雲彩會下雨。依靠現有科技，無法准確預測。好在我們發現新的病原的能力有了顯著提高。”他介紹，專項在國際上率先發現了1600多種病毒，還有十幾種細菌等。未來尋找“敵人”時，這些技術儲備就能派上用場。
“再出來一個像SARS那樣世界上第一次出現的病原體，我們就有能力去應對。戰爭可能會更具挑戰性、更驚心動魄，但不會像以前那樣一敗塗地。可以說，發現新的病毒、細菌能力的提升，具有重大戰略意義。”徐建國說。
他介紹，有了專項的技術支撐，我國有效應對了人感染H7N9禽流感、寨卡熱等傳染病疫情，在國際防控中彰顯了“中國力量”。例如，中東呼吸綜合征（MERS）肆虐時，韓國失守，首爾恐慌。但當一名患者從韓國進入中國後，我們做到了及時發現，措施到位，防止了疫情擴散，並率先完成了首例輸入性MERS病毒的全基因組序列測定。“和應對SARS相比，科技能力的提高，真是天壤之別。可以說，我們在重大突發疫情方面實現了從被動應付到主動應對的轉變。”徐建國說。
“三病”綜合防治中國方案令世界矚目
專項實施8年多，可謂戰功赫赫，提出了一批具有國際水平的“中國方案”，為降低“三病兩率”提供了技術支撐，將艾滋病年病死率從5.8％降至3.1％，使艾滋病變成了可治療的慢性病；乙肝感染率由6.9％降至4.6％，重症乙肝病死率由84.6％降至56.6％，臨床標本中（痰）結核分枝菌檢測時間由4―8周縮短至6小時內。
徐建國表示，乙肝防治的成果值得大書特書。他介紹，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我國乙肝病毒攜帶者一度占到總人口的10％。這些年，專項研發推廣應用60微克等疫苗免疫策略和母嬰阻斷策略，5歲以下兒童的乙肝表面抗原攜帶率降至0.32％。
在重症肝衰竭的治療方面，專項取得了包括李氏人工肝系統在內的多項重大技術突破，顯著降低了患者的病死率，急性、亞急性肝衰竭治愈好轉率由11.9％提高至78.9％
“2020年摘掉‘肝炎大國’的帽子，應該能夠做到。”徐建國說。
在艾滋病防治方面，HIV單陽家庭阻斷艾滋病病毒夫妻間性傳播的干預技術、HIV復制型疫苗研發處於國際第一梯隊地位。自主研發的核酸血篩檢測技術，將艾滋病病毒檢測的窗口期由21天縮短至11天。專項提出了適宜國情的優化治療方案，最大程度地避免了毒副作用和耐藥產生，治療費用較進口藥降低了79％。
專項的實施同樣扭轉了我國結核病防治技術和產品長期依賴國外的局面。專項研發了符合國情的復治肺結核病超短程化學治療方案、耐多藥結核病綜合治療方案、潛伏感染重點人群篩選和干預等技術，為我國提前5年實現世界衛生組織結核病千年發展目標提供了重要技術支撐。
重大傳染病防治必須要有頂層設計
采訪中，徐建國談得最多的不是昨天和今天的成就，而是未來，“一定要做好頂層設計”，這句話他說了很多遍。
“根據《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設立的重大專項，不就是一種頂層設計嗎？”記者問。
“當然是，但科技只是為傳染病控制提供技術手段和策略的，防治重大傳染病是重大戰役，不能光靠武器（科技），也不能光靠一個‘方面軍’。上世紀50年代，全國農業發展規劃裡面還有傳染病防治的內容，現在沒有了。像H7N9禽流感，衛生系統只能關注患者，對傳染源的控制沒有有效規劃，疫區不斷擴大，患者不斷增多。我們應該做得更好一些。”
據了解，在出現重大疫情時，專項會針對防控中各階段的關鍵性科技問題，開展聯合攻關。例如：專項的多學科集成創新為2009年我國成功應對甲型H1N1流感重大疫情提供了科技支撐，創造了8個世界第一，率先研制成功的新甲流疫苗，通過了世界衛生組織疫苗監管認證，結束了中國疫苗不被國際組織認可的歷史。
徐建國說：“我們需要進一步完善國家重大傳染病防治的頂層設計――必須是一個超越部門和地方的、國家層面的整體規劃，先充分論證，定下來以後，各負其責，互相配合， 全國一盤棋。跟傳染病打仗，不能貽誤戰機，否則就可能給國家、社會、人民造成更大的災難。”
創新故事
傳染病防治研究那些鮮為人知的往事
“你知道我們所為什麼建在這裡嗎？”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傳染病防治科技重大專項技術副總師、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傳染病預防控制所前所長徐建國院士由受訪人變身為采訪者。
看記者一臉茫然，只好自己揭秘：這個上世紀50年代建於北京昌平的研究所，最初叫中央人民政府衛生部流行病學研究所，使命就是預防和控制烈性傳染病。其後，幾易其名，日子過得起起落落，差不多濃縮了中國傳染病防治研究的發展史。
徐建國正是這段歷史重要的見證人：他1979年到這裡讀研究生，一干就是近40年。“這個所以前一直不對外掛牌，現在的牌子是1986年才掛出去的。”他說。
1999年夏，蘇皖交界地區發生了神秘而嚴重的疫情，177人因突發腎衰和其他髒器衰竭死亡。事發兩個多月病因仍然不明。徐建國臨危受命前去調查，初步判斷這很可能是自己此前就有研究、而國內少有人了解的大腸桿菌O157：H7感染。實驗室檢測結果也印證了他的判斷。那時候他們就提出了新發傳染病的問題。可是，由於疫情保密，人們認為傳染病的問題已經解決了，無法得到科學研究的經費。那時候，經費少得可憐，傳染病所炭疽病專業實驗室的研究經費只有區區2萬元。
“現在傳染病防治的形勢剛剛好點兒，又有人說傳染病不重要了。‘財神跟著瘟神走’的做法危害極大，咱們再不能那麼干了。”徐建國說，傳染病對人類的威脅是永遠的，應該得到穩定的、長期的、相對充足的資助，培養一支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能勝的隊伍，在關鍵時候，為國家和民族的經濟社會發展以及健康生命安全，保駕護航。
創新團隊
一心撲在 新發突發傳染病防控研究上
由中國科學院病原微生物與免疫學重點實驗室高福院士領銜的創新團隊擁有2名中國科學院院士，4位中國科學院百人計劃專家， 1位國家傑出青年基金獲得者和1位國家優秀青年科學基金獲得者。創新團隊一直以來專注於我國及國際上新發突發傳染病的防控研究，在國家傳染病防治科技重大專項等項目支持下，該團隊已取得多項標志性成果。
2005年，10個不同品種6000多只野鳥在青海湖大規模死亡，經團隊研究證明事件的元凶為變異的高致病性H5N1亞型禽流感病毒。這是國際上首次報道的高致病性H5N1禽流感病毒大規模感染野生遷徙鳥並致死亡事件，改變了野生遷徙鳥只是流感病毒貯存宿主的定論，指出了野鳥在禽流感傳播過程中的重要地位。
2013年3月底，上海市和安徽省發現新型流感病毒H7N9感染病例。團隊迅速反應，組織應急攻關團隊分析病毒序列，發現H7N9禽流感病毒是一種新型的重配病毒，源自野鳥與本地家禽H9N2禽流感病毒內部基因的重排。進一步比較近年來在國內流行的各種亞型禽流感病毒序列，提出攜帶H9N2禽流感病毒的家禽是新型人感染禽流感病毒的“孵化器”。此外，針對“禽流感病毒為什麼感染人”這一世界性難題，團隊在H7N9、H6N1及H10N8等禽流感病毒感染人事件發生之後，第一時間闡明了這些禽流感病毒感染人的分子機制，同時預測了這些病毒在人群中的傳播能力。
為了集中優勢力量，在我國建立常態化的疫情防控長效機制，團隊牽頭組織中國科學院聯合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於2014年底成立了中國科學院流感研究與預警中心（簡稱流感中心）。流感中心自成立以來積極參加地方野生動物突發疫情防控工作，多渠道建設防控長效機制，並在野生禽鳥遷徙路線上重點布局，兩年來工作卓有成效。
2014年西非暴發埃博拉疫情，並迅速傳播到了北美、西歐和南亞等，團隊首席高福院士主動請纓加入中國第一批移動實驗室檢測隊，趕赴疫情最嚴重的西非國家塞拉利昂開展埃博拉防控與檢測工作。在援非抗埃博拉的過程中，高福院士不僅參與建立西非P3移動實驗室（塞中友好生物安全實驗室），為我國傳染病防控關口前移作出了重要貢獻，同時獲得了寶貴的科研樣本。通過分析塞拉利昂地區埃博拉病毒基因組序列，發現埃博拉病毒的進化速率與以往疫情暴發時相似，消除了國際社會對於埃博拉病毒快速變異的擔憂；同時指出埃博拉病毒基因組在疫情後期發生較多變異，為疫苗和藥物等抗病毒手段研發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基礎。
2015年，巴西大規模暴發寨卡疫情，我國也在2016年出現了輸入性寨卡病毒感染病例。團隊在寨卡疫情暴發後迅速組織攻關，率先解析了寨卡病毒非結構蛋白NS1碳端和全長、NS5甲基轉移酶和RNA依賴的RNA聚合酶的晶體結構，揭示了寨卡病毒區別於其它同屬病毒結構特征，同時為基於結構的抗寨卡病毒藥物設計和優化提供了基礎。利用單細胞測序方法從我國首例寨卡輸入病人血液中分選到寨卡特異性中和抗體，並闡明其作用機制，有望開發成抗體藥物來治療寨卡感染。團隊與中國農業大學合作研究發現：在小鼠模型中，寨卡病毒感染可以突破血睪屏障，引起小鼠生殖系統損傷，並最終導致雄性不育。該成果為寨卡病毒通過精液傳播提供了科學依據，提示寨卡病毒對男性健康的影響及性傳播的危害需要引起世界范圍的關注。
數說成果
病死率明顯下降 檢出率大幅提升
艾滋病領域
艾滋病病毒核酸篩查試劑實現國產，將檢測窗口期縮短到11天以內；研究、推廣綜合干預技術方案，使我國艾滋病單陽家庭配偶間艾滋病性傳播減少了62％；建立了適宜國情的艾滋病抗病毒治療優化一線方案，最大程度地減少了毒副作用和耐藥，顯著提高了治療病人的依從性和耐受性，與含進口藥方案相比費用降低79％，使全國艾滋病年病死率由5.8％下降到3.1％。
乙肝領域
研發全球首支60微克乙肝疫苗，大大降低接種低、無應答率；乙肝陽性孕婦新生兒母嬰阻斷成功率已提高至90％以上，5歲以下兒童乙肝表面抗原攜帶率降至1％以下；優化重型乙肝治療方案，將急性、亞急性重型肝炎病死率由88.1％降至21.1％，慢性重型肝炎病死率由84.6％降至56.6％；研發具有完全自主知識產權的GPC3肝癌診斷試劑盒，使早期診斷准確率提高了10％。
結核病領域
研發上市一系列診斷試劑，使結核分枝桿菌檢測時間由4―8周縮短至6小時以內，痰液結核分枝桿菌的檢出率由25％提高到50％以上。
能力建設領域
建立72小時內鑒定300種已知病原及未知病原的篩查技術體系；病毒組、結構生物學等前沿研究取得多項突破，在野生動物和昆蟲中發現近2000種新病毒，為傳染病預警溯源和防控關口前移奠定了基礎。
示范區建設領域
創建了全球最大規模的三病標准化電子健康信息雲平台和前瞻性多中心隊列；驗證推廣一批綜合防控新策略、新技術和新方案，示范區研究隊列人群乙肝感染率從6.93％降至4.57％，結核病病死率較“十一五”下降25％，四川涼山布拖示范區艾滋病病毒新發感染率較2012年下降49.56％。（記者 羅 暉）
“沒有重大專項，傳染病防治不可能有今天的局面。”曾長期過著沒有穩定經費支持“苦日子”的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傳染病預防控制所前所長徐建國院士，對“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傳染病防治”國家科技重大專項（簡稱專項）的感情非同一般。
今年65歲的他，親歷了中國傳染病防治的坎坷與艱辛。“上世紀70年代，美國人宣布，以傳染病防治為主要內容的第一次衛生革命結束了，鼠疫、霍亂、天花等傳染病對人類的威脅消除了。於是，全世界開始忽視傳染病問題。後來出現的傳染病，被稱為新發傳染病，但對於疫情，能‘保密’的‘保密’，科學研究就更沒錢了，所以才造成了2003年SARS期間的全線崩敗。”
2008年6月11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通過專項實施方案。其後，跟傳染病打了幾十年仗的徐建國有了一個新頭銜――專項能力建設組組長，2012年他擔任了總體專家組技術副總師。
專項實施的8年多，是傳染病防治科研人員科技報國的歷史最佳機遇期――新中國成立以來，專項對傳染病研究經費支持最多、成效也最顯著，傳染病預防控制事業因此有了長足進步，產生了一批重大成果，具有國際領先水平的不在少數，有的方案還成了全球傳染病防控典范。特別是培養了一批科技精英，包括兩院院士、傑青、長江學者、創新團隊等。
新發突發疫情防控變被動為主動
在徐建國看來，新發突發傳染病防控能力的提升是專項最顯著的標志性成果。
專項設立之初，艾滋病、病毒性肝炎和結核病被認為是最難啃的三塊硬骨頭，而新發突發疫情防控能力提升只包含在那個不起眼的“等”字裡。沒想到，這個“等”字達到了國際先進水平，中國成了這方面的領跑者。
徐建國說，應對新發突發重大急性傳染病本身就是一場戰爭，最難的是不知道誰是下一個敵人，會在什麼時候、出現在什麼地方。“SARS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其對國家的危害有目共睹。”
他介紹，在專項的支持下，我國建立了72小時內鑒定300種已知病原的檢測技術體系。也就是說，如果“敵人”是這300種病原中的一種，3天之內就能摸清敵情，有針對性地采取行動。
“但未發現的細菌、病毒、寄生蟲等，可能有上億種，不知道哪塊雲彩會下雨。依靠現有科技，無法准確預測。好在我們發現新的病原的能力有了顯著提高。”他介紹，專項在國際上率先發現了1600多種病毒，還有十幾種細菌等。未來尋找“敵人”時，這些技術儲備就能派上用場。
“再出來一個像SARS那樣世界上第一次出現的病原體，我們就有能力去應對。戰爭可能會更具挑戰性、更驚心動魄，但不會像以前那樣一敗塗地。可以說，發現新的病毒、細菌能力的提升，具有重大戰略意義。”徐建國說。
他介紹，有了專項的技術支撐，我國有效應對了人感染H7N9禽流感、寨卡熱等傳染病疫情，在國際防控中彰顯了“中國力量”。例如，中東呼吸綜合征（MERS）肆虐時，韓國失守，首爾恐慌。但當一名患者從韓國進入中國後，我們做到了及時發現，措施到位，防止了疫情擴散，並率先完成了首例輸入性MERS病毒的全基因組序列測定。“和應對SARS相比，科技能力的提高，真是天壤之別。可以說，我們在重大突發疫情方面實現了從被動應付到主動應對的轉變。”徐建國說。
“三病”綜合防治中國方案令世界矚目
專項實施8年多，可謂戰功赫赫，提出了一批具有國際水平的“中國方案”，為降低“三病兩率”提供了技術支撐，將艾滋病年病死率從5.8％降至3.1％，使艾滋病變成了可治療的慢性病；乙肝感染率由6.9％降至4.6％，重症乙肝病死率由84.6％降至56.6％，臨床標本中（痰）結核分枝菌檢測時間由4―8周縮短至6小時內。
徐建國表示，乙肝防治的成果值得大書特書。他介紹，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我國乙肝病毒攜帶者一度占到總人口的10％。這些年，專項研發推廣應用60微克等疫苗免疫策略和母嬰阻斷策略，5歲以下兒童的乙肝表面抗原攜帶率降至0.32％。
在重症肝衰竭的治療方面，專項取得了包括李氏人工肝系統在內的多項重大技術突破，顯著降低了患者的病死率，急性、亞急性肝衰竭治愈好轉率由11.9％提高至78.9％
“2020年摘掉‘肝炎大國’的帽子，應該能夠做到。”徐建國說。
在艾滋病防治方面，HIV單陽家庭阻斷艾滋病病毒夫妻間性傳播的干預技術、HIV復制型疫苗研發處於國際第一梯隊地位。自主研發的核酸血篩檢測技術，將艾滋病病毒檢測的窗口期由21天縮短至11天。專項提出了適宜國情的優化治療方案，最大程度地避免了毒副作用和耐藥產生，治療費用較進口藥降低了79％。
專項的實施同樣扭轉了我國結核病防治技術和產品長期依賴國外的局面。專項研發了符合國情的復治肺結核病超短程化學治療方案、耐多藥結核病綜合治療方案、潛伏感染重點人群篩選和干預等技術，為我國提前5年實現世界衛生組織結核病千年發展目標提供了重要技術支撐。
重大傳染病防治必須要有頂層設計
采訪中，徐建國談得最多的不是昨天和今天的成就，而是未來，“一定要做好頂層設計”，這句話他說了很多遍。
“根據《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設立的重大專項，不就是一種頂層設計嗎？”記者問。
“當然是，但科技只是為傳染病控制提供技術手段和策略的，防治重大傳染病是重大戰役，不能光靠武器（科技），也不能光靠一個‘方面軍’。上世紀50年代，全國農業發展規劃裡面還有傳染病防治的內容，現在沒有了。像H7N9禽流感，衛生系統只能關注患者，對傳染源的控制沒有有效規劃，疫區不斷擴大，患者不斷增多。我們應該做得更好一些。”
據了解，在出現重大疫情時，專項會針對防控中各階段的關鍵性科技問題，開展聯合攻關。例如：專項的多學科集成創新為2009年我國成功應對甲型H1N1流感重大疫情提供了科技支撐，創造了8個世界第一，率先研制成功的新甲流疫苗，通過了世界衛生組織疫苗監管認證，結束了中國疫苗不被國際組織認可的歷史。
徐建國說：“我們需要進一步完善國家重大傳染病防治的頂層設計――必須是一個超越部門和地方的、國家層面的整體規劃，先充分論證，定下來以後，各負其責，互相配合， 全國一盤棋。跟傳染病打仗，不能貽誤戰機，否則就可能給國家、社會、人民造成更大的災難。”
創新故事
傳染病防治研究那些鮮為人知的往事
“你知道我們所為什麼建在這裡嗎？”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傳染病防治科技重大專項技術副總師、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傳染病預防控制所前所長徐建國院士由受訪人變身為采訪者。
看記者一臉茫然，只好自己揭秘：這個上世紀50年代建於北京昌平的研究所，最初叫中央人民政府衛生部流行病學研究所，使命就是預防和控制烈性傳染病。其後，幾易其名，日子過得起起落落，差不多濃縮了中國傳染病防治研究的發展史。
徐建國正是這段歷史重要的見證人：他1979年到這裡讀研究生，一干就是近40年。“這個所以前一直不對外掛牌，現在的牌子是1986年才掛出去的。”他說。
1999年夏，蘇皖交界地區發生了神秘而嚴重的疫情，177人因突發腎衰和其他髒器衰竭死亡。事發兩個多月病因仍然不明。徐建國臨危受命前去調查，初步判斷這很可能是自己此前就有研究、而國內少有人了解的大腸桿菌O157：H7感染。實驗室檢測結果也印證了他的判斷。那時候他們就提出了新發傳染病的問題。可是，由於疫情保密，人們認為傳染病的問題已經解決了，無法得到科學研究的經費。那時候，經費少得可憐，傳染病所炭疽病專業實驗室的研究經費只有區區2萬元。
“現在傳染病防治的形勢剛剛好點兒，又有人說傳染病不重要了。‘財神跟著瘟神走’的做法危害極大，咱們再不能那麼干了。”徐建國說，傳染病對人類的威脅是永遠的，應該得到穩定的、長期的、相對充足的資助，培養一支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能勝的隊伍，在關鍵時候，為國家和民族的經濟社會發展以及健康生命安全，保駕護航。
創新團隊
一心撲在 新發突發傳染病防控研究上
由中國科學院病原微生物與免疫學重點實驗室高福院士領銜的創新團隊擁有2名中國科學院院士，4位中國科學院百人計劃專家， 1位國家傑出青年基金獲得者和1位國家優秀青年科學基金獲得者。創新團隊一直以來專注於我國及國際上新發突發傳染病的防控研究，在國家傳染病防治科技重大專項等項目支持下，該團隊已取得多項標志性成果。
2005年，10個不同品種6000多只野鳥在青海湖大規模死亡，經團隊研究證明事件的元凶為變異的高致病性H5N1亞型禽流感病毒。這是國際上首次報道的高致病性H5N1禽流感病毒大規模感染野生遷徙鳥並致死亡事件，改變了野生遷徙鳥只是流感病毒貯存宿主的定論，指出了野鳥在禽流感傳播過程中的重要地位。
2013年3月底，上海市和安徽省發現新型流感病毒H7N9感染病例。團隊迅速反應，組織應急攻關團隊分析病毒序列，發現H7N9禽流感病毒是一種新型的重配病毒，源自野鳥與本地家禽H9N2禽流感病毒內部基因的重排。進一步比較近年來在國內流行的各種亞型禽流感病毒序列，提出攜帶H9N2禽流感病毒的家禽是新型人感染禽流感病毒的“孵化器”。此外，針對“禽流感病毒為什麼感染人”這一世界性難題，團隊在H7N9、H6N1及H10N8等禽流感病毒感染人事件發生之後，第一時間闡明了這些禽流感病毒感染人的分子機制，同時預測了這些病毒在人群中的傳播能力。
為了集中優勢力量，在我國建立常態化的疫情防控長效機制，團隊牽頭組織中國科學院聯合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於2014年底成立了中國科學院流感研究與預警中心（簡稱流感中心）。流感中心自成立以來積極參加地方野生動物突發疫情防控工作，多渠道建設防控長效機制，並在野生禽鳥遷徙路線上重點布局，兩年來工作卓有成效。
2014年西非暴發埃博拉疫情，並迅速傳播到了北美、西歐和南亞等，團隊首席高福院士主動請纓加入中國第一批移動實驗室檢測隊，趕赴疫情最嚴重的西非國家塞拉利昂開展埃博拉防控與檢測工作。在援非抗埃博拉的過程中，高福院士不僅參與建立西非P3移動實驗室（塞中友好生物安全實驗室），為我國傳染病防控關口前移作出了重要貢獻，同時獲得了寶貴的科研樣本。通過分析塞拉利昂地區埃博拉病毒基因組序列，發現埃博拉病毒的進化速率與以往疫情暴發時相似，消除了國際社會對於埃博拉病毒快速變異的擔憂；同時指出埃博拉病毒基因組在疫情後期發生較多變異，為疫苗和藥物等抗病毒手段研發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基礎。
2015年，巴西大規模暴發寨卡疫情，我國也在2016年出現了輸入性寨卡病毒感染病例。團隊在寨卡疫情暴發後迅速組織攻關，率先解析了寨卡病毒非結構蛋白NS1碳端和全長、NS5甲基轉移酶和RNA依賴的RNA聚合酶的晶體結構，揭示了寨卡病毒區別於其它同屬病毒結構特征，同時為基於結構的抗寨卡病毒藥物設計和優化提供了基礎。利用單細胞測序方法從我國首例寨卡輸入病人血液中分選到寨卡特異性中和抗體，並闡明其作用機制，有望開發成抗體藥物來治療寨卡感染。團隊與中國農業大學合作研究發現：在小鼠模型中，寨卡病毒感染可以突破血睪屏障，引起小鼠生殖系統損傷，並最終導致雄性不育。該成果為寨卡病毒通過精液傳播提供了科學依據，提示寨卡病毒對男性健康的影響及性傳播的危害需要引起世界范圍的關注。
數說成果
病死率明顯下降 檢出率大幅提升
艾滋病領域
艾滋病病毒核酸篩查試劑實現國產，將檢測窗口期縮短到11天以內；研究、推廣綜合干預技術方案，使我國艾滋病單陽家庭配偶間艾滋病性傳播減少了62％；建立了適宜國情的艾滋病抗病毒治療優化一線方案，最大程度地減少了毒副作用和耐藥，顯著提高了治療病人的依從性和耐受性，與含進口藥方案相比費用降低79％，使全國艾滋病年病死率由5.8％下降到3.1％。
乙肝領域
研發全球首支60微克乙肝疫苗，大大降低接種低、無應答率；乙肝陽性孕婦新生兒母嬰阻斷成功率已提高至90％以上，5歲以下兒童乙肝表面抗原攜帶率降至1％以下；優化重型乙肝治療方案，將急性、亞急性重型肝炎病死率由88.1％降至21.1％，慢性重型肝炎病死率由84.6％降至56.6％；研發具有完全自主知識產權的GPC3肝癌診斷試劑盒，使早期診斷准確率提高了10％。
結核病領域
研發上市一系列診斷試劑，使結核分枝桿菌檢測時間由4―8周縮短至6小時以內，痰液結核分枝桿菌的檢出率由25％提高到50％以上。
能力建設領域
建立72小時內鑒定300種已知病原及未知病原的篩查技術體系；病毒組、結構生物學等前沿研究取得多項突破，在野生動物和昆蟲中發現近2000種新病毒，為傳染病預警溯源和防控關口前移奠定了基礎。
示范區建設領域
創建了全球最大規模的三病標准化電子健康信息雲平台和前瞻性多中心隊列；驗證推廣一批綜合防控新策略、新技術和新方案，示范區研究隊列人群乙肝感染率從6.93％降至4.57％，結核病病死率較“十一五”下降25％，四川涼山布拖示范區艾滋病病毒新發感染率較2012年下降49.56％。（記者 羅 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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